王世貞主張

　　王世貞與李攀龍、謝榛、宗臣、梁有譽、吳國倫、徐中行等相唱和，繼承并倡導“前七子”復古理論，史稱“后七子”。其始，王世貞與李攀龍同為文壇盟主。李死后，又為文壇領袖20年，“一時士大夫及山人、詞客、衲子、羽流，莫不奔走門下。片言褒賞，聲價驟起”（《明史·王世貞傳》）。有所謂“前五子”、“后五子”、“廣五子”、“續(xù)五子”、“末五子”等等名目，可見其影響甚大。

　　王世貞的文學觀主要表現在《藝苑卮言》里。雖然他并未脫離前七子的影響，仍然主張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。但其學問淹博，持論并不似李攀龍那樣偏激，故時露卓見。他雖然十分強調以格調為中心，但也認識到：“才生思，思生調，調生格；思即才之用，調即思之境，格即調之界。”(《藝苑卮言》卷一)這就將創(chuàng)作者的才思與作品的格調密切聯(lián)系起來，看到了才思生格調、格調因人而異的必然性，實為李夢陽、李攀龍所未發(fā)。王世貞雖然也主張從學古入手，但他特別注意“捃拾宜博”，強調“漸漬汪洋”，最終要求“一師心匠”。并且認為，唯有這樣，創(chuàng)作方法才能“由工入微，不犯痕跡”，達到“氣從意暢、神與境合”的地步。這顯然與一味主張模古范型者有別。到了晚年，他的文學思想更有一些顯著變化。他自悔40歲前所作的《藝苑卮言》，并悟出“代不能廢人，人不能廢篇，篇不能廢句”（《守詩選序》）的道理，有取于宋元之詩，還稱賞歸有光的散文“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”（《歸太仆贊》）。王世貞作為后七子的首領，他也覺察到復古的流弊，標志著統(tǒng)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復古思潮已瀕臨絕境。

　　從王世貞《樂府變》的序言來看，他主張創(chuàng)作要繼承《國風》批判現實精神，他要求詩歌要不避禁綱，批評時事，以成一代“信史",實屬難能可貴。所以他的詩歌有不少感時傷世的政治詩，現實感較為強烈?！垛x州變》無情地揭露了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暴，《袁江流鈴山崗當廬江小吏行》在濃墨鋪敘了嚴嵩父子橫行不法，造成“不復問詔書，但取相公旨”的局面之后，譴責了他們“負國”的累累罪行，義正辭嚴，氣勢磅礴?！短８琛芬怎r明的對比手法描寫了陸炳生前“一言忤太保，中堂生荊棘”的囂張氣焰和死后金寶盡流離，妻子盡逐故郡，兄弟作長流等的凄涼景象,其中寄寓了詩人無限感概。王世貞不僅對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里的腐朽勢力有所抨擊，還對君王進行了旁敲側擊的嘲諷。如《正德宮詞》之四，對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諷諭；又如《西城宮詞》之六，對聽信道士胡言，選少女煉丹鉛的世宗也極盡揶揄。此外，王世貞的詠史詩，通過對“固始祠中”的許忠節(jié)公猶有“父老椎牲考鐘鼓”的贊嘆，通過對“丈夫變名難變心，此心在宋不在身”的文天祥的崇敬，也流露了詩人的政治理想。

作者介紹

王世貞 王世貞（1526年－1590年）字元美，號鳳洲，又號弇州山人，漢族，太倉（今江蘇太倉）人，明代文學家、史學家。“后七子”領袖之一。官刑部主事，累官刑部尚書，移疾歸，卒贈太子少保。好為古詩文，始于李攀龍主文盟，攀龍死，獨主文壇二十年。有《弇山堂別集》、《嘉靖以來首輔傳》、《觚不觚錄》、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等。 王世貞與李攀龍同為“后七子”首領，倡導文學復古運動，認為“文必秦漢、詩必盛唐”，在當時有一定影響。家藏書甚富。自稱平生所購《周易》、《禮經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唐書》之類，過3000余卷，均為宋本精槧。家有別墅“弇州園”，于園后建“小酉館”，貯書達3萬余卷。另將經學之書專藏于“藏經樓”中。對宋槧元刊之書，作“爾雅樓”貯之，又于“九友齋”中，藏宋本兩漢書，為齋中第一寶。此書后歸于“天祿琳瑯”。與唐順之結為莫逆之交，二人皆以文學、藏書而知名。他以詩文名于世，與李攀龍、謝榛、宗臣、梁有譽、徐中行、吳國倫并稱后七子。攀龍歿，獨領文壇二十年，聲華意氣籠蓋海內，一時士大夫及山人、詞客、僧道莫不奔走其門下。鑒于臺閣體文風不振，他提出文必西漢，詩必盛唐。其詩歌取材贍博，縱心觸象，都能化為詩料，形諸歌詠。除了一部分模擬痕跡較為嚴重的作品外，諸體詩中都有一些頗見藝術匠心的佳作。他的某些樂府詩不刻意范古，甚見詩人才思，如《將軍行》鋪敘豐腴，中帶古勁，縱橫開闔，很有氣勢。他的有些律詩既有高華宏麗的氣象，又能注意錯綜變化，迥旋自然，有相當功力。王世貞七絕最有特色，在其詩歌創(chuàng)作中較少模擬痕跡，能夠意到調成，自然宛轉。如“新傳牌子賜昭容，第一仙班雨露濃。袋里相公書疏在，莫教香汗?jié)衲喾?rdquo;（《西城宮詞》之二），在舒緩的調子里，暗藏諷刺，彌有風趣。王世貞亦能詞，如〔浣溪沙〕“窗外閑絲自在游”在抒寫清愁淡怨時，善于借助景物渲染，烘托其凄涼情緒。又如〔憶江南〕“歌起處”以“斜日半江紅，柔綠篙添梅子雨”，勾勒江南景色，頗能傳神。但他的詞因受傳統(tǒng)束縛較大，內容狹窄，題材單調。王世貞晚年深有所悟，于唐好白居易，于宋好蘇軾，詩文以恬淡為宗。又好史學，以史才自許。自弱冠登朝，即好訪朝家故典，晚年又得見內府檔案秘籍，著述甚豐。既是文人，也是學者。學問淵博，文章不拘一格，雖摹秦仿漢，依舊自有特色，具有“博綜典籍，諳習掌故”之特點，如《題海天落照圖后》。 其著作文學方面有詩文集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一百七十四卷、《弇州山人續(xù)稿》二百零七卷和《藝苑卮言》十二卷；史學方面有《弇山堂別集》一百卷，松江人陳復表將其所著的各種朝野載記、秘錄等匯為《弇州史料》，前集三十卷，后集七十卷，內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、人物傳記、邊疆史地、奇事佚聞等，是一部較完整的明代史料匯編。 王世貞與李攀龍、謝榛、宗臣、梁有譽、吳國倫、徐中行等相唱和，繼承并倡導“前七子”復古理論，史稱“后七子”。其始，王世貞與李攀龍同為文壇盟主。李死后，又為文壇領袖20年，“一時士大夫及山人、詞客、衲子、羽流，莫不奔走門下。片言褒賞，聲價驟起”（《明史·王世貞傳》）。有所謂“前五子”、“后五子”、“廣五子”、“續(xù)五子”、“末五子”等等名目，可見其影響甚大。 王世貞的文學觀主要表現在《藝苑卮言》里。雖然他并未脫離前七子的影響，仍然主張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。但其學問淹博，持論并不似李攀龍那樣偏激，故時露卓見。他雖然十分強調以格調為中心，但也認識到：“才生思，思生調，調生格；思即才之用，調即思之境，格即調之界。”(《藝苑卮言》卷一)這就將創(chuàng)作者的才思與作品的格調密切聯(lián)系起來，看到了才思生格調、格調因人而異的必然性，實為李夢陽、李攀龍所未發(fā)。王世貞雖然也主張從學古入手，但他特別注意“捃拾宜博”，強調“漸漬汪洋”，最終要求“一師心匠”。并且認為，唯有這樣，創(chuàng)作方法才能“由工入微，不犯痕跡”，達到“氣從意暢、神與境合”的地步。這顯然與一味主張模古范型者有別。到了晚年，他的文學思想更有一些顯著變化。他自悔40歲前所作的《藝苑卮言》，并悟出“代不能廢人，人不能廢篇，篇不能廢句”（《守詩選序》）的道理，有取于宋元之詩，還稱賞歸有光的散文“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”（《歸太仆贊》）。王世貞作為后七子的首領，他也覺察到復古的流弊，標志著統(tǒng)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復古思潮已瀕臨絕境。 從王世貞《樂府變》的序言來看，他主張創(chuàng)作要繼承《國風》批判現實精神，他要求詩歌要不避禁綱，批評時事，以成一代“信史",實屬難能可貴。所以他的詩歌有不少感時傷世的政治詩，現實感較為強烈。《鈞州變》無情地揭露了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暴，《袁江流鈴山崗當廬江小吏行》在濃墨鋪敘了嚴嵩父子橫行不法，造成“不復問詔書，但取相公旨”的局面之后，譴責了他們“負國”的累累罪行，義正辭嚴，氣勢磅礴?！短８琛芬怎r明的對比手法描寫了陸炳生前“一言忤太保，中堂生荊棘”的囂張氣焰和死后金寶盡流離，妻子盡逐故郡，兄弟作長流等的凄涼景象,其中寄寓了詩人無限感概。王世貞不僅對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里的腐朽勢力有所抨擊，還對君王進行了旁敲側擊的嘲諷。如《正德宮詞》之四，對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諷諭；又如《西城宮詞》之六，對聽信道士胡言，選少女煉丹鉛的世宗也極盡揶揄。此外，王世貞的詠史詩，通過對“固始祠中”的許忠節(jié)公猶有“父老椎牲考鐘鼓”的贊嘆，通過對“丈夫變名難變心，此心在宋不在身”的文天祥的崇敬，也流露了詩人的政治理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