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藻評價

　　“前生名士，今生美人”，陳文述非常準確地以此來評價學(xué)生吳藻，它指出了吳藻性情的兩個方面，而又以“前生”與“今生”之間的不可逾越道出了吳藻心中無法化解的“雙性”沖突。

　　西方主要存不同的兩類“雙性”理論：一類為反對雙性同體的女權(quán)主義者，她們認為這實際上是將性別差異中和為一種特定的性別特征體系，以雙性的假象掩蓋實質(zhì)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(quán)文化。在此體系下，女性仍然處于邊緣地位，無論她以女性抑或是雙性同體的身份出現(xiàn)。另一類以法國女權(quán)主義理論家埃萊娜·西蘇為代表，她在《美杜莎的微笑》一文中提出:“雙性:即每個人在自身中找到兩性的存在，這種存在依據(jù)男女個人，其明顯與堅決的程度是多種多樣的，既不排除差別也不排除其中一性。”她所理解的雙性是包容和多元的，在差別中消除對立，從而激發(fā)游刃于兩性之間的藝術(shù)乃至生命的活力。

　　女權(quán)主義文論亦應(yīng)有形成體系的過程，如同女性從被忽略到覺醒再發(fā)展成女權(quán)主義運動一樣，與其將以上兩種不同的理解看作是兩派言論，不如將它放到時間的洪流中，作為一種理論發(fā)展的不同階段來認識。這兩種思維方式在吳藻的思想中都出現(xiàn)過，并呈亦步亦趨地沿流著既定方向不斷向前發(fā)展之態(tài)勢。吳藻對于男女社會性別的差異最早的認識應(yīng)起源于兩件事：一、她自幼便顯現(xiàn)的清才因身為女子而無用武之地；二、婚姻生活中精神交流匱乏，但因身為婦人而無法改變。當時之男子可立德立功立言的社會機會以及丈夫可“待買個紅船，載卿同去”（《洞仙歌·贈吳門青林校書》）在婚戀方面的社會自由都為吳藻所羨慕和向往，故在女性的覺醒意識下，其早期《喬影》爆發(fā)的憤懣所指對象是“身世不協(xié)”（《喬影》），即身為女子之事實。

　　齊彥槐評之云：“詞客深愁托美人，美人翻恨女兒身?！睆娬{(diào)靈均以美人自喻，而吳藻卻以屈原自比的現(xiàn)象。而這種假扮異性的行為思想根源還是將兩性差別以針鋒相對的態(tài)度來處理的，即通過拋棄處于劣勢的本性世界而步入自由高放的異性世界，此揚棄的過程實質(zhì)上還是對以男性為主導(dǎo)的社會體系的認同，盡管此認同極大程度上出于被動。這種思維正與前文的第一類解釋吻合，故我們可稱其為以“雙性同體”抗爭男性社會體系的第一階段。再觀吳藻中晚期的作品，從“兒女亦英雄”論點的提出到身體力行地如男性般入世（懷古諷今）、如文人般治學(xué)（研定詞學(xué)、校訂詩稿）、如男子般處事（與異性建立友誼）等，吳藻開始進入到了消解兩性差異的階段：一方面她解構(gòu)了固定男性與女性之間二元本質(zhì)對立關(guān)系，另一方面游刃于兩性之間，或由本性抒情懷思，或由異性之品格開筆立世。這與西蘇的言論不謀而合，我們可稱它為第二階段。從吳藻之思路我們可見“雙性同體”理論從性別逃亡到性別融合的發(fā)展歷程，回望柏拉圖之言論，這何嘗不是其尋找另一半的故事中“雙性同體”的本意呢？

　　與吳藻一樣，眾多在文化轉(zhuǎn)型過程中的明清才媛與她有著絲絲縷縷的內(nèi)在聯(lián)系和相似之處。《喬影》的換裝，在王筠的《繁華夢》、陳端生的《再生緣》、邱心如的《筆生花》、程惠英的《鳳雙飛》中皆可找到相同的母題。無論其中換裝女子的出路有如何的差別，但明清女性基于性別意識覺醒而持的“白日夢”心理依然相互遙遙呼應(yīng)。此夢幻色彩點染入詩詞之境，又展開了“閑愁”之外的另一書寫模式，吳藻與顧貞立、秋瑾、呂碧城等眾才媛于此模式對時世投入深切的關(guān)注、獨立的思考和剛健的筆調(diào)。寫作之外，在這種或濃或淡的隱形氣質(zhì)驅(qū)使下，她們又一同在與男子藝術(shù)造詣比肩、交游范圍比肩的活動和心態(tài)中舒緩本體社會性別所帶來的壓力與憤懣，并由此向平等大同的夢境顧盼。

作者介紹

吳藻 吳藻，清（一七九九―一八六二）女。字蘋香，自號玉岑子，仁和（今杭州）。人。幼而好學(xué)，長則肆力于詞，又精繪事，嘗寫飲酒讀騷圖。著有香南雪北廬集、花簾書屋詩、花簾詞、讀騷圖曲。